中国纺织业“走出去”的探索与思考

当前我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出口和消费国。2014年，中国纤维加工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超过50%，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接近37.4%。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改变，我国纺织行业不仅生产规模、出口数量和投资总额等统计数据出现增速下滑，主要出口市场份额下降也很明显，甚至部分海外订单开始撤离中国。为了应对上述变化，国内越来越多的纺织企业在境外投资建厂，而越南正在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通过转移新增产能，借助采购、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大大改善了国内企业的经营效益。

双重因素促使国内纺织业“走出去”

2014年，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193.3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截至2014年年底，国内纺织业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建立超过2600家纺织服装生产、贸易和产品设计企业，其中大多数分布在亚洲。2004年至今，国内约200家服装企业在东南亚建设了生产车间。

贸易因素和成本因素是推动国内纺织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原因。

贸易因素方面，部分企业是为了应对欧美等国的某些贸易保护措施，如申洲针织集团早在2005年就在柬埔寨投资建厂，突破产品“原产地”的限制，避免遭遇反倾销或“特保”的可能；部分企业是为了规避贸易壁垒，如天虹纺织集团在土耳其和乌拉圭两国投产，在当地直接组织生产并完成销售，从而节省上述两国海关设置的30%高额关税；还有部分企业是为了享受特殊的贸易政策，如2011年欧盟宣布对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实行普惠制，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榜上有名”。因此如果从我国出口服装到欧洲需缴纳12%的关税，而从上述国家出口则可享受免税的优惠，由此吸引了国内很多纺织企业赴东南亚投资建厂。

除了贸易因素，综合成本也成为制约企业日常经营的重要因素，具体包括：人工成本。以纺织产业集群江苏、浙江、福建制造业就业人员年均工资涨幅为例，2010—2013年三地该数据分别高达18%、16%、17%；除工资的自然增长外，福利开支中的企业福利也因人口就业结构改变明显攀升(职工的食宿、休闲娱乐等开支)。与此同时，职业教育的滞后导致纺织业所需熟练工人供不应求，于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招工难变成现实。地成本。 国内大多数纺织企业都集中在东部省份，随着订单增加导致产能扩大，新建厂房成为必然。然而当前我国东部地区土地价格飞涨，已超出了企业能承受的范围。原材料成本，主要指用棉成本，它占据了纺织企业生产成本中的最大比例。从2011年起，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我国采取了大规模收购国产棉花，同时对进口棉花实施配额限制并征收高达40%关税的方式，导致高品质的棉花供给严重不足，国内棉价连续三年高于国际市场30%以上，直接助推了我国纺织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其他成本：税负成本，根据来自纺织企业的粗略计算，以一件普通的、市场价不足100元的衣服为例，包括国税、地方教育附加、社保和水利基金在内的税负多达27.44%，这还不包括企业经常面临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环保成本，目前我国节能减排的形势日益严峻，新版《环境保护法》强化了企业的环保责任，提升了企业的环境成本；能源成本，纺织业生产对电的需求较大，因此用电成本也是企业成本核算的重点内容，而目前国内电价偏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越南正在成为国内纺织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在国内纺织业热衷投资的东南亚地区，越南由于其自身特点，正在成为纺织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具体包括：

    第一，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当前越南国内总人口约9千万，其中适龄就业人口约5千万，市场潜力巨大，而且越南女性劳动力多于男性的现状满足纺织企业更青睐女性员工的需求。尽管过去几年越南工人工资出现了快速上涨，但与我国国内500—600美元的工资水平相比，当地200美元的平均工资仍然偏低。

    第二，长期、持续、优惠的招商政策

。越南政府在企业所得税和土地租金等方面做出了大幅度让步，如“四免九减半”政策(之前是“三免七减半”)，即外国企业只要满足员工总数达到5千人、投资规模突破3亿美元这两个条件，就可从首个获利年度起3年之内免缴企业所得税、之后9年企业所得税减半缴纳，该优惠条件远远超过了我国目前给予外商投资企业“两免三减半”待遇。而且中资企业在越南不需要缴纳类似于城建税、教育税等其他税种，大大降低了税负成本。

    第三，特殊的区位优势。

    越南于2006年底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它是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近期致力于《自由贸易协定》(FTA)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谈判。2015年10月初，包括美国、日本和越南在内的12国就TPP达成基本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这意味着未来越南对美国出口纺织品和服装将实行零关税，必将刺激越南国内纺织产能和毛利率提升，所以国内许多纺织企业提前来越南布局，为未来分享政策红利做准备。

    第四，其他因素。

    例如水费在中国每吨是3.5元，而在越南是2.4元，成本降低31%。电费在中国每度是0.65元，而在越南是0.39元，成本降低了40%。越南的用地成本仅为国内的20%左右，企业还能以每吨比国内便宜3000—4000元的价格进口质量更好的美棉和澳棉。此外，与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印尼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越南国内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政府鼓励开放、吸引外资的态度更加坚定，基础设施和法制建设日益完善，本土纺织行业实力较弱、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也是吸引我国纺织企业投资建厂的重要原因。

    国内纺织企业在越南经营中的探索

当前越南聚集了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和法国等多个国家的纺织企业。尽管外商企业数量偏少，但是占据了越南每年纺织服装60%的出口额，中资企业贡献较大。同奈省是越南吸引外资最多、工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截至2015年一季度末，该省31个工业园区共有超过1000个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吸引外资约177亿美元，天虹、百隆和申洲等国内纺织业的多家龙头企业在此建厂。上述中资企业在越南的生产经营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越南子公司的生产线属于国内纺织企业的新增产能。目前实施“走出去”的纺织企业基本没有缩减国内原有产能，一方面，新增产能对外转移某种程度上是为满足海外客户的需求。如申洲国际集团是一家针织服装代客原件制造商(OEM)，其主要客户有阿迪达斯(Adidas)、耐克(Nike)和优衣库(Uniqlo)等知名品牌。近年来上述品牌逐渐将过去全部由中国大陆供货的订单分拆成内地和海外各一半，为维持与大客户长期合作关系，企业被迫随订单转移新增产能；另一方面，新增产能对外转移并未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很多在越南投资的中资纺织企业，如天虹集团，其大部分棉纱都会回销中国，反映出内地消费市场的潜力仍待提高。

越南子公司的整体技术水平高于国内母公司。在越南投资的中资纺织企业大多在国内A股上市，实力雄厚、资金充裕，所以以绿地投资为主，在投资规模和设计产能方面远胜过韩、日等国同行；另一方面，由于越南政府对于生产重点机械产品和服务于投资生产重点机械产品项目而进口的设备和物资实行零关税，所以中资企业纷纷从欧洲进口国际上最先进的设备生产线，通过提高机械化程度以降低越南劳动力素质不高对生产的影响。

国内纺织企业赴越南投资的“产业链整体转移”现象明显。例如百隆东方来越南投资建厂后不久，位于产业链下游的申洲国际、山东鲁泰和台湾国平等面料和纺织企业也相继转移至此。上述现象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越南纺织业整体实力不强，全产业链布局不均衡，以成衣制造为主，能为中资企业提供产业配套的本土企业不足；二是美国在TPP中坚决主张“纱线优先”(yarn-forward)的原产地原则，即要求以零关税进入美国市场的纺织品服装，原料上从纱线到布料的生产，加工上从裁剪到缝制的过程均必须在TPP成员国境内完成，这也成为我国大批纺织企业向越南转移的重要因素。目前天虹集团已在越南北部广宁省投资兴建了一个占地面积3300公顷的大型工业园，园区主要规划产业有纤维、纺纱、织造、印染以及机械制造等。雅戈尔集团也计划投资十亿元级别的越南工业园项目，将面料等产能投放到该园区内。未来在上述工业园区内将会形成全部由中资企业构建的完整的产业链，既能满足TPP的相关规定，还能极大地提高我国纺织行业的整体盈利水平。

重视本土化经营是各家越南子公司的普遍做法。调研发现，越南的中资纺织企业里本土化程度很高，绝大多数员工都来自于当地招聘。同时适度提高管理层中越南籍员工的比例也已成为各家中资企业的普遍做法，例如在天虹仁泽公司里从生产车间小组长到公司管理班子成员都能看到越南员工的身影，公司管理效率也得到很大提高。此外，中资企业薪水比本土企业稍高，公司还给当地员工配置职工宿舍、食堂以及免费医疗等福利，所以越南籍员工普遍很重视这份工作。
 关于国内纺织业“走出去”的几点思考

部分媒体曾认为纺织服装业科技含量不高，创新空间有限，盈利能力较差，是“夕阳产业”的代表。然而，优衣库董事长蝉联日本首富以及ZARA创始人成为新晋世界首富的事实却揭示当前我国纺织业盈利潜力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为实现纺织业大国向纺织业强国的转变，应当尽快借助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模式对国内纺织业进行改造，以“转移”促“转型”，从而提高行业竞争力。

    (一)把握经济发展规律，及早做好充分准备

回顾欧美日本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成本倒逼推动产业转移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随着我国各地区对高技术产业的日益重视，纺织服装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空间正在缩小，因此通过产业转移有效配置资源、开拓市场，将生产加工环节有选择性地迁移到成本较低或靠近终端市场的地区，母公司则加大对新产品设计、研发和营销等环节的投入，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这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

尽管部分前期赴境外投资的纺织企业已经为国内同行建立了成功案例，积累了宝贵经验。然而，如果缺乏充分准备，忽视企业风险管控，产业对外转移失败的概率仍然较大。企业需为“走出去”所做的准备主要包括：投资目标国的尽职调查和可行性分析。不仅包括劳动生产率、产业链配套以及水电成本等因素，还必须充分了解当地的法律制度、文化风俗和政治环境等因素，以此作出综合评判。如浙江科尔集团投资2.18亿元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建立了生产基地，尽管当地用工成本是中国的三倍以上，但可以通过在棉花原材料、棉纺织耗电等方面找补回来，同时利用当地发达的物流业，还能大大降低棉花仓储成本；境外投资的人才储备。拥有一批外语娴熟、业务过硬、懂得管理的高素质人才是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保障，尤其是懂得管理的技能在与东道国政府部门日常沟通和协调母公司的决策安排方面显得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国内企业都适合“走出去”。如我国最大的棉纺企业魏桥纺织集团始终坚持把生产基地留在鲁北平原，多年来依靠产业链整合和员工激励等有效手段同样获得了较高的利润率。

    (二)辩证认识贸易规则，积极应对形势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一国的行业只有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和竞争，加快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才有更多机会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当前我国纺织业发展面临着既有来自国内的成本激增、融资受阻和出口放缓等压力，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订单分流和欧美市场高额关税壁垒的“双重挤压”。因此，加快推动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实现产业对外转移应在我国纺织行业内形成共识。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与东道国政府加强工业园的合作建设，避免单打独斗，以此带动国内承担产业配套的中小企业“借船出海”，形成抱团和规模效应，以提高产业对外转移的成功率，这也是台湾企业在对外转移中总结出的成功经验。截至目前，先后有越美集团(尼日利亚)、天虹集团(越南)和红豆集团(柬埔寨)等实力较强的企业在海外建立起了多个纺织工业园，这为国内其他纺织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降低了风险。

在产业对外转移过程中，企业还应当及时掌握市场信息，辩证认识国际贸易规则。如TPP协议的生效会在短期内给我国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受关税降低及原产地原则的影响，美国和日本今后更倾向于从TPP成员国进口，从而使我国遭受贸易转移的损失。与此同时，TPP协议中不仅提高了知识产权的标准，还增设了劳工和环境条款，并与贸易相挂钩，它们今后都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对非TPP成员的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制裁的途径。但是也应看到，TPP的高标准和新规则代表了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国内企业只有提前准备、积极应对，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不落下风，通过整合境内外的设计研发、品牌和渠道资源，逐步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实现生产和销售在全球的合理布局。

    (三)抓住技术革命契机，借助转移促进转型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今天，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为传统制造业的转型提供了机会。我国纺织行业的发展应与时俱进，借助全球产业转移的契机，依靠新理念、新材料和新工艺推动产业升级。

当前“互联网+”的理念正在深刻影响制造业各个门类，它扩大了创新主体的范围，从单个企业拓展到多个企业组成的产业联盟，它能通过数字化控制，实现机器对人的取代，同时还大幅度提升劳动效率。国内很多纺织企业由于受现有生产机器还没完成预计使用年限、尚未收回投资成本所困扰，迟迟不愿彻底更换生产效率更高的机械设备，如今产业对外转移恰好提供良机。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纺织企业可以用较低的关税价格进口更先进的生产设备，通过分步骤建设智能制造生产线和数字化工厂，整合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智能化管理，不仅能缓解东道国技术人员短缺对生产的影响，还能适应下游快消品牌发展趋势，满足客户个性化、差异化的小额订单需求，扩大潜在的消费市场。

“绿色制造”的理念也同样影响国内纺织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过去纺织业常被视为“高耗能、高污染”的代表，许多企业为了增加盈利不愿在环保方面过多投入。从2016年1月1日起，新版《环境保护法》开始实施，提高了环保要求，加大了对违法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事实上，重视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制造正在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如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如我国的越南政府就对所有外来企业提出了硬性要求，即污水处理系统必须达到A级水平，否则项目申请不予批准。因此，通过鼓励企业“走出去”，倒逼国内行业转型正逐步变成现实。另一方面，采用先进的节能装备和技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数量，降低生产中的水耗和能耗，将绿色制造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也有助于增加纺织产品的附加值，突破欧盟基于环保标准设置的非关税壁垒，从而最终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